人间丨20年前,有个毒贩主动找我要退赃

2019-04-05 IT新闻网 网络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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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丨20年前,有个毒贩主动找我要退赃



    

人间丨20年前,有个毒贩主动找我要退赃



    写在之前的话

    2018年冬天,我和自己过去的管教一起,在一家肝病医院里见到了狱警老吴。

    老吴挺着个大肚子,面色黑黄,眉心两道刀刻般的皱纹。见到我后,他看起来很激动,紧握着我的手,先是好生夸赞了一番我的作品,而后又感叹了几句自己当初的文学梦想。

    见我有些不知所措,管教便在一旁解释说,老吴住院期间看完了我这两年发表过的所有文章,有些还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,甚至做了读书笔记。

    我一听就紧张起来,悄声问管教:“该不会又要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吧?”

    管教拽了我一把,压低了嗓音说道,老吴肝腹水,活不长了:“带你来,就是让他和你聊聊文学,他有这么个梦。”

    我心头一紧,方才明白眼前这个病老头的大肚子原来不是胖,是极恶的病态。管教这才又说,老吴好酒,原本还有7年才退休,酒精却泡烂了他的肝脏,只好提前病退住进了医院。

    说话间,老吴转身从床头柜上端来一盘水果,招呼着:“虫安,夏龙。你两个笔名我都晓得啦,来来来,吃点水果。”

    我赶紧迎上去,他却又一次握紧我的手。他的手潮红发烫,有股邪劲儿。我试图挣了一下,竟然脱不开。老吴拍拍我的手背——他有拍人手背的习惯,亲近之中带点难以抗拒的威严感——直接问道:“你可晓得现在的监狱管理理念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吗?”

   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种问题,只好搭腔说:“我晓得哎,变好了很多哇。”

    老吴松了手,我这才得以把自己的手撤回来。他吁一口气,继续说道:“以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现在反了,叫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以前讲‘底线安全观’,不死不逃,守住底线;现在讲‘治本安全观’,就是这帮子光头出去能不能过上安生日子。”

    我不知道怎么接,只能点头应和。

    老吴扭过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让我很不自在。等我躲过他的目光,他忽然拉了我一下,悄声说道:“虫安啊,明天给我带瓶酒。我晓得你在到处跑题材写作,我给你点不一样的故事线索,肯定对你有帮助。”

    往后的日子,我大概前后往肝病医院跑了五六趟。

    第一次我带去了一瓶五粮液,那是我前女友送给我爸的酒,我拿去雅贿了老吴——当然,也不是次次都这么奢侈,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,是从路边的小门脸里直接抓了一小瓶二锅头。

    那天,我人还没进病房,就看到病恹恹的老吴,身体像被输入了一股内力一般,竟然冲到门口来迎我。我们偷偷摸去天台,老吴将酒紧紧抱在怀里,蜡黄的脸就像瞬间活了血。

    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,病服一半的扣子都扣不上了,加上头上又顶着一蓬卷发,从后背看过去,就像妇产科走廊里那些扶腰散步的孕妇。

    天台上一阵一阵的大风掠过去,云层前仰后合,天色忽明忽暗。老吴坐在轮椅上,两根手指捏住小二的酒瓶,吱溜一口,再吱溜一口,每口酒都会品上好一会儿。几口酒下肚,他抬头看看我,说,太不经喝,下回捎瓶一斤装的。

    我脱了衣服盖在老吴胸口,说:“天冷呢,散散酒味儿就回病房吧。医生要查房了。”

    老吴品着酒瓶里的残汁儿,吧唧着嘴,问道啊:“跟你讲一个我打算带进骨灰盒的秘密,换瓶一斤装的二锅头,行不行?”

    我笑笑说:“你这秘密这么廉价,就值当一瓶酒啊?”

    老吴苦笑一阵儿,再问:“你答不答应吧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别说一斤装的,桶装的我也能给你带,关键你得过医生那关。喝完,你回得了病房吗?”

    老吴不答,自顾自地说起那个秘密:

    80年代末,他当兵提到连长,就在部队干不下去了。转业回到地方,四处攀关系找熟人,一番折腾,才在当地的监狱谋到了差事。

    当时,他分管的监区有个犯人刑满前和人吵架,他赶去现场处置,掏出橡皮棍抡了那人后背两下。人当时被他打趴下了,但没什么大碍,第二天那人就被释放了。

    那人独自坐长途车回家,在车上因为和一个乘客争抢软背座椅,竟把对方打死了。因为他是头天刚出的狱,这个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了监狱,狱警议论说那人怎么如此暴虐,抢个座位也能把人打死?没几天,新闻记者也来报道,报纸上更是起哄乱写,说这种暴徒怎么不死在监狱,居然放出来祸害老百姓。

    那段日子,刚参加工作俩月的老吴有点魂不守舍,他不了解那人以前有多穷凶极恶,但他心里有数——那人想抢软背座椅,肯定和后背的伤有关。

    老吴跟我说,他很后悔抡那人那两记橡皮棍:“治本安全观,这个标准是有点高,因为这不是监狱一方的问题。但是,狱警起码要做到一点,就是不能让这些光头变得更差。想来我那两记橡皮棍,无疑是让他带着仇恨出去的。”

    到后来,我也没兑现那瓶一斤装二锅头的诺言,因为此后没多久,老吴就转去市里的医院了。

    转院那天,老吴给我发了张照片,是他病床前围着的一圈同事,里面有李管教、张教导员、马科长。这3位我很熟悉,过去这段时间,他们都是看在老吴的面子上,容忍了我很多穷追不舍的采访疑问。整整一个冬季,我都在这些故事线索中反复奔波,而老吴也总借着即将病危的由头,将同事们约到病床前“谈心”,为我提供采访便利。

    李管教跟我讲了他在一个厕所内成功完成了的教改工作的故事;张教导员曾负责一项“服刑人员退赃认赔”的活动,他的故事中有位经历特殊的毒贩用最不思议的方式主动退赃;马科长在监区搞了几十年教改,给一位曾在中华骨髓库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犯人做通了思想工作,最终让其答应救助一位白血病儿童。同时,他们还积极联系事件中涉及的教改对象,让我得以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,最终完善了这些故事。

    在老吴的不断引荐中,从狱警视角下获得的教改故事在不断积累。有时候,这些采访对象问我,为什么不先写写老吴?我笑笑,想起老吴讲给我的那个秘密,其实就已算是婉拒了他自己的故事。

    但书写老吴同事们的教改事迹,其实也就是写老吴自己——写那个和我们一样,想要努力做好、却终留遗憾的自己。

    不过,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对不住老吴,也怪我那当口的日子实在有些捉襟见肘,不然一定给他多捎几瓶好酒。不过我也知道,老吴不在意这些。他说,希望我把这些故事尽快写好,他着急看,等着看。

    本文为“教改往事”连载第一篇。

    1

    张教导员是个慢性子,走路外八字。来探望老吴的那天,老吴开他玩笑,竖着大拇指说:“还是你狠,龟的寿数。我就不行了,马上要见外婆。”

    张教导员笑笑,轻拍老吴的大肚子,问:“你这儿还能装几两酒?”然后瞥了一眼靠窗而站的我,我赶紧礼貌性笑了笑。

    张教导员扭头问老吴:“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作家?”

    老吴够到床头柜上的酸奶,递给他一杯,他拦住老吴,回头看着我,慢吞吞地说:“老吴让我跟你讲讲20年前的那桩事,那确实是一桩不错的教改案例。但平心而论,也有着运气成分——人哪那么容易改变观念?他本来就信佛,我所做的事,就是把同事们之前做的推波助澜了一把。”

    我靠近一些,笑着说:“张教太谦虚,老吴跟我说了个大概,那事换谁都蛮感动。有些细节,我还想听您自己讲讲。”

    老吴之前给我说,20年前,张教导员和他同在服装厂干管教,不光要管理犯人,还要学习缝纫工艺,琢磨如何保质保量地解决一堆生产订单。那时候,张教导员警院刚毕业,有天教改科领导差了他一桩苦活计,去搬卸一车新“电脑机(工业电动缝纫机)”。张教导员带了100多号犯人出工,却在狱内主干道遇上了雷雨。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,令他没能完成领导交办的差事,却让一名毒贩完成了灵魂的洗礼。

    眼下,病床上的老吴还在到处摸吸管,摸吃力了,粗喘了一声。张教导员抚了抚他的背,将床头柜上的酸奶拿远了,说不吃这种小孩子零嘴。老吴这才顺了气,像是想起什么似的,忽然问了一句:“那犯人是不是在花瓣上写佛字?”

    “你记性真不错,那时候电脑机还没来,服装厂的订单都暂停了一阵,接了一单手工塑料花卉的小劳务。”

    “跟昨天似的,怎么一晃都20年了。”老吴又叹起气来。

    1998年,监狱彻底停了外务劳动,先后开办了服装、箱包、电子厂。张教导员被分在服装厂,管教工作刚上岗不多久,厂里就出事了。

    事情不大,就是几批外贸服装的单子搞错了样,工艺上不过关,要返工。新调来的副监狱长分管生产,揪着此事不放,生产大会开了好几次。服装厂的领导挨多了批评,索性在会上诉了番苦,发了设备的牢骚,说现有的一批二手机子没效率,产量质量都没保障。

    副监狱长要面子,当即拍板说要买新机器,还让几位发牢骚的领导都立了军令状——半年内生产再搞不上去,就都自觉看大门去。

    新机购入之前,厂房调整,老设备要搬空,电路也要重新布置。服装厂停工一周,犯人都被锁在了监房。但劳动改造一天都不能松懈,这一周的空当,必须给犯人们找活儿干。

    每日例会上,管教们一起讨论找点什么活儿合适,什么搓二极管、缝皮球,还有人提议剥大蒜做糖蒜罐头。可是,这些活儿要么破坏卫生,要么存在安全隐患,都不适合在监房劳作。最后大队长提议,不如接一批手工塑料花卉的订单。这活儿又“雅”,劳动边角料还可用来布置节日。

    手工制作塑料花需要用胶枪黏花瓣,胶枪通电导热,可以迅速熔化长条胶棒,然后从枪口打出液体胶水。常规的操作方法是给每片花瓣打一滴胶,再用手捏紧,胶水迅速凝固。可犯人中有个叫马乐乐的,在粘花瓣时,偏偏非要用胶枪给每片花瓣上都用胶水写上一个“佛”字,手速还快,一天能黏好几袋的花骨朵。但不巧订单里有一批花是“白玫瑰”,胶水凝固后,每个花骨朵上都渗出一个丑陋的“佛”字,跟踩扁的橡皮泥似的。

    于是,整个单子被厂方拒收,还遭到了索赔。

    2

    “马乐乐这个独眼怪还和你联系吗?”讲到这里,老吴插嘴问张教导员。

    张教导员走去窗口,吐了口痰,摸出口袋里的烟,想起是在病房,又揣回去了。折回来摇摇头,说:“这都过去多少年了。”

    我凑上去问:“马乐乐那只眼怎么瞎的?”

    张教导员应该是烟瘾犯了,老吴朝我俩推了推手,示意我们去天台放风(抽烟),他要睡一会儿。

    在天台上,我给张教导员点烟送火,他跟我讲了讲马乐乐的事。

    当年马乐乐26岁,他的左眼是15岁时弄伤的,做过义眼台手术,装了义眼片,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之前,张教导员还给他办过二级病残犯证明。

    马乐乐的老家在山西,家门口就有运煤的火车道,两边是茂密的杂木林子。一入秋季,枯秃秃的林里就躲着一群偷煤的孩子。他们扒火车、然后从车厢往下铲煤,家长们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既觉得危险,不鼓励,但也不刻意阻拦——这样冬天家里好歹也能省些煤钱。

    孩子们三五成群,分工协作,大点的带着铁铲,小点的背着麻袋。等拉煤的火车慢悠悠地从铁轨上滑过时,他们就从林子蹦跶出来,大孩子先将手里的铁铲投掷进车厢,然后猛追到车厢旁,伸手够到车厢沿,使劲翻进去。在煤堆上站稳之后,便拼力往下铲煤。小孩子就提着麻袋,一路收拾。一趟下来,铁道两旁都是他们的收成。也会有家长拉板车过来,将这些“脏煤”运走,挨家挨户分匀。

    马乐乐是在15岁那年接过上车铲煤的活儿的。这活儿很光荣,那把铁铲有包浆圆润的木柄,是“铁道游击队”的代代老人传新人传下来的,像丐帮里的打狗棒一般,是权杖的象征,对孩子们有着天然的号召力。

    不过,他头一回铲煤就十分不顺,翻进车厢时一条腿被挂住了,人还没动手,就被一根细小的树枝撂倒了。

    那天火车的速度稍微快了点,但疯跑的孩子们仍旧能够追上。马乐乐被树枝挑倒在车厢里,一直都没有爬起来,等又有几个孩子爬进车厢找到他时,他的左眼已被某根韧劲十足的细枝割开了,眼珠像剖开的鱼肚子似的,从眼眶内鲜血淋淋地挤了出来。

    3

    我和张教导员回了病房,老吴正闭着眼打鼾。张教导员朝我做个手势,示意我们出去聊。我两正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,老吴醒了,其实他也没睡着,打鼾仅是因为呼吸不畅。

    “我们当时给了马乐乐多少钱?”老吴忽然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张教导员想了想,伸出3根手指比划了一下:“3000多,零头我记不清爽了。当年算很大一笔钱了。”

    我又不解了:是马乐乐把单子弄砸的,怎么监狱反倒要给他钱?

    塑料花卉的订单被马乐乐捅了个大篓子,不光管教们生气,犯人们也窝火。生产组长第一个挨了批评,还被被停了“骨干犯”处遇。马乐乐也躲不过处分,关禁闭之前,还被生产组长堵在劳务现场打了一顿。

    听见打斗声,张教导员右手扶在武装带上,手指挑开了警用辣椒水的皮套,赶忙去制止。

    劳务现场本来是监区的活动室,80平方,有两条流水线,到处堆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花。两个犯人推推搡搡,倒在半成品花瓣中较劲。张教导员赶去,把两人从花堆里拉出来,罚他们蹲在警务台旁反省。

    马乐乐圆头圆脸,个子不高,刚一蹲下,就露出半个黑乎乎的屁股。张教导员正要掏手铐押他去禁闭室,生产组长却一下又跳起来,一脚踹趴了马乐乐。两人继续扭打起来,生产组长压在马乐乐身上,肌肉紧绷,举拳就要出手。张教导员看拦不住,只得调整了警用辣椒水的喷头,瞄准生产组长的眼睛。

    呲呲,第一下轻了,呲呲呲,他又重摁几下。辣椒水擦着生产组长的耳根,竟射中了马乐乐的左眼。不一会儿,马乐乐的眼眶已肿得像被马蜂蜇过似的,紧闭着双眼,嚷嚷着要洗眼睛。张教导员赶忙派了两个骨干犯,让他们搀着马乐乐去了卫生间。

    等从卫生间出来之后,马乐乐就说自己的义眼片丢了,不是在打架过程中弄丢的,就是在清洗眼睛时弄丢的。一群人给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。末了,马乐乐坚称,义眼片肯定是被人捡走了,而且恶意不还。他要向驻监检察院写信——那义眼片价值昂贵,必须给他个交代。

    管教们自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,那么混乱的场面,什么事都没谱。况且当年监狱的硬件设施不完备,不像现在,任何地点都确保监控无死角。

    张教导员认真查了、审了,先是调了基建队的犯人掏空了一遍化粪池,在广场上晒了一周的粪,整得围墙外的居民都到监狱大门口投诉了;后来又挨个审查了所有的犯人,并且临时大抄监了两次,都没找到马乐乐的义眼片。

    张教导员说,马乐乐的那枚义眼片很高级,是一枚德国高分子超薄义眼片,当年能做义眼台手术、还能配置这种高档义眼片的人少之又少,算是非常稀罕的物件。薄薄的、滑滑的一小丁点东西,遇上自来水一冲,很容易滑入下水道。为了确认自己的分析,他甚至带着基建队的犯人敲烂了卫生间的盆台,生怕这物件贴在了某处拐角旮旯里。

    可是,这番较劲到头来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    其实,按常规处理方式,管教们努力查找一番,实在找不到,只能马乐乐自认倒霉。但在那当口,还真没法将这事搪塞过去——因为马乐乐的案子不一般,是一桩涉毒大案,马上就是“626禁毒宣传日”了,省局早就发了话,要让马乐乐出镜拍禁毒宣传节目。如若找不回义眼片,他是怎么都不肯面对镜头的。

    按严管程序,张教导员应该找马乐乐谈话教育的,但眼下义眼片一直找不到,他还没腾出时间。张教导员也想自掏腰包,可这一大笔钱是割肉般的痛感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试试做一下马乐乐这个麻烦精的“思想教育”。

    禁闭室里,马乐乐正在床铺上打双盘(佛教打坐的一种姿势,双脚盘在腿上),张教导员在门口喊了一声,他转过身来,睁开右眼,左眼紧闭,眼角有一道分叉的缝合伤疤。他不仅剃了光头,还用剃须刀把头皮刮得精光。